1962年12月26日，中蒙两国签下边界条约，达里冈爱地区的五个县正式划给蒙古国，这片地方在清朝时期归内务府管理，上驷院在那里专门养马，持续了二百多年，它不是普通草场，而是皇家牧场，马匹要挑选最好的，草料得按时供应，连牧民都得具备“旗人”身份才能从事放牧。
在划分边界的那一天，人们没有考虑草场本身的想法，条约上白纸黑字写明了归属，但实际管理起来并不简单，清末1911年外蒙古方面率先行动，趁着混乱占据了达里冈爱地区，那时北京城里乱成一团，北洋政府顾不上北方事务，苏联又在背后推了一把，这块地方就像一件没人认领的旧衣服，被人顺手拿走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，边界问题一直拖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正式展开谈判，中方在谈判中提出过历史依据，比如清代《皇舆全览图》上对边界有明确标注，但蒙古方面坚持以实际控制为原则，强调几十年来他们已在相关地区放牧、设立哨所并修建道路，最后双方达成妥协，在地图上划定界线，实物设施维持原状，部分牧场继续共用，实行谁先到达谁先使用的规则，这种模糊处理方式实际上留下了隐患。
我翻看老牧民的口述记录，有人提到在1970年代冬天，中国牧民赶着羊群越过边界找草，蒙古边防兵没有开枪，只用喇叭喊话说回去明天再来，第二天真的让进了，因为那边雪太厚把草全埋了，这种默契不是协议上写的，是冻出来的，边界线在纸上很硬，在地上软得很。
到了1990年代，两边开始一起看着草场退化的事，卫星图照出来，达里冈爱东边在中国这头，草长得快些，西边就沙化得明显，原因很实在，中国这里轮流放牧，不让随便进，蒙古那边牧民多，羊也多，草不够吃就越放越多，但没人敢说你家羊太多，只说天气变了，其实人比天还会改变土地。
2010年以后，中国和蒙古设立了跨境生态保护区试点，达里冈爱地区也被划入其中，表面上说是为了科研合作，实际上是在悄悄弥补管理漏洞，比如双方约定春季迁徙季节不设关卡，牧民带着牲畜过境三天内不算越界，这些规则没有写进任何官方文件，但边防站的值班表上标明了具体时间。
2024年，中国在二连浩特设立自贸试验区，向北延伸三十公里，紧挨达里冈爱南缘，蒙古国随即在扎门乌德也设立经济合作区，表面是推动经贸往来，实际是在争夺资源话语权，这片草场地下据传有铀矿勘探报告流出，尽管双方都予以否认，但夜晚仍能听见钻机作业的声音。
现在去当地，老牧民还能分清哪片草是老清地，他们指着那道低矮的土埂说，这里以前立过界碑，文革时被砸了，碎石头就埋在下面，问他们为啥不重新立起来，他们说，立了又怎么样，羊不看碑，只看草。
那次我在边境检查站守着，看见两个穿不同制服的年轻人一起修围栏，一个说汉语，一个说蒙语，他们共用工具，分着吃午饭，围栏修完以后，一人往东走，一人往西走，背影越来越远，风一吹过来，草浪翻过去，盖住了那道新焊的铁丝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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